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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武漢八一路與珞獅路交叉處的正門口，刻有“國立武漢大學”的牌坊又一次被立了起來。
　　這座樣式古樸的牌坊是武大的標誌之一，牌坊的背面刻有“文法理工農醫”六個大字。很多時候，一些學生和游客習慣從左至右念牌坊上的校名——“學大漢武立國”。但無論按什麼順序念，這牌坊總能讓人感受到武大這所百年名校的底蘊和大氣。
　　現代的教育理念和古老的建築風格似乎在這座牌坊上完美地結合了起來，而這本身又是武大歷史的最好演繹——這所大學自誕生之日起，就是一個古老民族對於現代化教育的回應。
　　從張之洞1893年設立的自強學堂算起，今年已經是武漢大學的第120個生日。歷經百餘年變遷，它始終與自由、民主、包容、進步這樣的詞彙聯繫在一起。
　　桀驁超然
　　很多人都會為武大的風骨尋找一個象徵——在宋卿體育場和教二樓之間的櫻花叢中，有一座振翅欲飛的鯤鵬雕像。雕像的基座上，鐫刻著由莊子《逍遙游》演變而來的16個字：“北冥深廣，鯤翼垂天，雲搏九萬，水擊三千。”在人們看來，這也許是對武大精神的一種恰到好處的表達，因為這所學校骨子裡有一分“雲搏九萬、水擊三千”的桀驁，又有一種“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的逍遙與超然。
　　“武大人往往比較率真，心氣兒高，覺得自己是人中龍鳳，是鯤鵬。”藝術學院的青年講師易棟說，在這個獨特的校園裡，很容易養成一種精神氣質：頭角崢嶸，格調高華，不卑微，不瑣屑。
　　在一次國內大學哲學學院的評選活動中，曾有人給當時的武漢大學教授鄧曉芒打電話說：“我們互相投票，你投我，我投你吧？”鄧答道：“我們武漢大學的規矩，是按照水平來。”
　　然而，武大人無疑更認同上世紀40年代執教於此的金克木先生的說法：“大學本來就是‘所學者大’，沒有‘小家子氣’和‘社會習氣’的意思吧？”
　　武大人批判精神強，但不愛亂髮議論，不會輕易越界。因此，教師中“名嘴”雖多，開微博、公共主頁的卻不多見，更鮮見“學術明星”、“全能專家”。
　　“做研究就是把事情講清楚，做一分事，說一分話。”武大水利水電學院教授李義天是“973項目”首席專家，30餘年來，專註於三峽工程泥沙問題的論證和研究。但超出自己研究範圍的事，他從不發言。
　　“武大的老師做學問，是典型的不功利。”哲學學院副教授蘇德超還記得，自己當年跟老師鄧曉芒讀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時，逐字逐句讀了6年，連書的一半都還沒讀完，但由此訓練出了扎實的文本研究能力。
　　在很多人看來，武大的超然，與其地理位置不無關係。武漢地處我國中部，生活成本不高，學校也不會片面強調科研的數量指標。在這個校園裡，更多人情願數十年如一日，投入長線、縱深的研究。
　　武大水利水電學院教授史良勝曾在北京一所知名高校待過一段時間，他覺得有種“趕著你，讓你出成果”的感覺，“要求在很短的時間內看到一個項目的效益，迅速進行到下一個項目”。最終，他放棄了國內外的高薪邀請，回到武大，因為這兒“可以從容地做點自己想做的事”。
　　在武漢大學中南醫院的一間偏僻的平房內，中國艾滋病高發區的最早發現者、76歲的桂希恩教授的時間表，至今仍然每天都排得滿滿的。2004年，他因發現河南艾滋病村，入選“感動中國”十大人物而備受矚目，之後數年內，卻堅決不接受任何媒體採訪。他說，有時間還不如多下幾次鄉，多看幾個病人，多做一些實實在在的事。
　　愈艱愈硬
　　珞，意為堅硬的石頭；珈，意為玉做的發飾。對於珞珈山的“珞珈”二字，美學家劉綱紀詮釋為“珞珞如石，光輝如玉”，喻意這所學校的性格：既有石的堅強，又有玉的光輝。
　　正是由於剛硬的性格，在歷史上，情勢愈是艱難，這所學府愈是顯現出它身上堅忍和剛毅的一面，抗戰時期的“樂山輝煌”，便是最好的印證。
　　1938年，武大不得不遠走西南，西遷到四川樂山繼續辦學。
　　校舍雖移，文脈未斷。1938年4月29日，“國立武漢大學嘉定分部”掛牌並複課。當年7月，珞珈山本部師生員工隨時任校長王星拱抵達樂山，“國立武漢大學嘉定分部”更名為“國立武漢大學”，此後的8年，武大一直在樂山文廟等地辦學。
　　這是一段艱窘困厄的日子。米飯中常有沙礫、稗子甚至老鼠屎，因而被戲稱為“八寶飯”；沒有衣服，許多學生只能將被子毛毯改做外套。8年間，100多名師生被疾病和轟炸奪去了生命，學生公墓被稱為武大“第八宿舍”。
　　如此情境下，王星拱仍大力主張“學術自由，無為而治”，多次奔波各地遍訪名家，廣攬教授至武大教書。8年間，教授少則100餘人，多則近120人，無論數量和質量，在全國均名列前茅。
　　王星拱還聘請名教授朱光潛出任教務長，朱光潛到任後，主抓教風與學風，實行淘汰制，通過月考、期中考，期末考、畢業考等淘汰不合格學生。經濟系1942年入學新生128人，到畢業時僅剩下20多人。
　　8年間，僅以“國立武漢大學”為機構署名在《自然》和《科學》發表的科研論文，至少有8篇。1938年至1946年在樂山就讀的學生，有12人在新中國成立後被評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和中國工程院院士。
　　破舊崇真
　　上世紀80年代，全社會都對大學生戀愛嗤之以鼻的時候，總有武大女生豪氣乾雲地在宿舍樓大喊：“誰陪我爬珞珈山上的鐵塔，我就跟誰戀愛！”自然有男生願意尾隨，隨即出雙入對。這種行為藝術到了戀愛完全自由、大學生可以結婚的新世紀就不太好表演了。
　　爬上鐵塔的行為，像是一個意味深長的儀式：向舊社會、向封建思想宣戰，也是向“人生的路越走越窄”的論調宣戰。
　　事實上，在各個歷史時期，這所學校始終在向“舊”宣戰。
　　從武漢大學建立之初，便是要造一所“新”的大學。1893年，自強學堂的創辦者是洋務運動的代表人物——湖廣總督張之洞。1902年，張之洞將自強學堂改為培養外交人才的“方言學堂”，為的是“察臨國之政，通殊方之學”。
　　民族危亡之時，無新教育，則無新國家，時任北京國民政府教育總長的著名教育家範源濂對師範教育非常重視，提出“為今日之計，首重師範之養成”。1913年，南京國民政府在方言學堂校舍上成立了國立武昌高等師範學校。數年之內，辦學成就斐然。
　　1928年，在蔡元培的力推下，南京國民政府正式決定建立新的武漢大學。當時蔡元培便認為，新的武漢大學必須避免地域性，而明確為“國立大學”，與北大、中大等並重。
　　王世傑是國立武漢大學的首任校長，在校長歡迎會上，這位懷抱“教授治校”理念的知識分子說：“我不是來維持武漢大學的，此行目的是要創造一個新的武漢大學。”
　　武大人的“破舊”，始終與“崇真”聯繫在一起。哲學家陶德麟還記得，老校長李達曾經他說過，“搞馬克思主義的人要有堅持真理的品格，不能像擺攤的小販，天晴把攤子擺出來，下雨就收攤子。”
　　1958年“大躍進”時期，“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政治口號喊遍全國，但李達卻認為，這是極端唯心主義的口號，是反科學的。為此，李達曾與前來住在武昌東湖賓館的毛澤東當面爭論了起來。
　　陶德麟，作為李達當年的學術助手和秘書，後來的武漢大學校長，在“文革”結束後也“頂風”參與了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論戰中，陶德麟公佈了毛澤東給李達的修訂自己偏頗說法的三封信，反駁“兩個凡是”，他發表的《邏輯證明與真理標準》一文，更從理論上證明瞭真理標準的“唯一性”。
　　自由包容
　　在眾多的特性中，自由也許是武漢大學最為人所知的標簽。
　　校門牌坊、校訓石、師德銘碑、藝術館，每一次校園改造和新修建築，總會有教師提出反對意見，但不同的聲音，在武大永遠有容身之地。
　　哲學學院教授趙林還記得，自己上世紀80年代應邀去北大講座，第一句話便說：“你們北大講民主，我們武大講自由。”
　　1980年，趙林以一篇《只有自我才是絕對的》，參與《中國青年》雜誌發起的“人生的路為什麼越走越窄”的人生觀大討論。這篇頗有唯心主義色彩的文章讓他有了“政治污點”，第二年考研，未被哲學系錄取，被調劑到了歷史學系，後來又因頂撞導師而差點被除名。
　　但仍然有武大的老師接納了他，這位老師便是今年已滿100歲的劉緒貽教授。劉緒貽1947年歸國以後就一直在武大任教，他曾在接受採訪時表示，趙林很聰明，但因為聰明，不太尊重老師的意見，不過“我對這方面看得比較開”。
　　趙林的碩士畢業論文依然引用了一個貌似非唯物主義的觀點，引起一些人的不滿，但劉緒貽仍力保其過關。到趙林研究生快畢業時，時任校長劉道玉還專門找到他，為3年前哲學系未錄取他的事情道歉。
　　溯源而上，武大自由的傳統實際上由來已久，那些曾經深刻影響了這所學校的校長們——王世傑、王星拱、周鯁生，均有留英背景，有崇尚自由主義精神的學脈背景。王星拱一直倡導“學校是學術自由的天地”，因而，什麼主義都可以在這裡得到宣講、流傳。
　　“教育需要自由，自由是教育的核心理念。”劉道玉說。他在1981年至1988年擔任武漢大學校長，曾經主導多項改革，一時之間，武大被譽為“大學中的深圳”。
　　回憶起往事，劉道玉說，他更多的只是“管得寬鬆”，因為“學者需要寬鬆的條件去作研究、講課”，而對於學生，“小鳥活在大森林里，需要清新的空氣”。當然，自由不僅是學術上的，也有生活上的。武大沒有像其他學校一樣，有不准戀愛、不准跳交際舞、不准穿奇裝異服的規定，允許學生自由跳級、轉專業。
　　從那時開始，便有了“玩在武大”的說法。對於這種在京、滬高校亦有類似版本的說法，自信的武大學子頗不以為然，反倒以一種“游於藝”的灑脫一笑了之。
　　珞珈草木
　　“武大的樹是有魂的。其實，剛柔相濟就是武大的樹魂，說剛，它不畏強權，不畏艱險，勇於向上，勇於登攀；說柔，它善於同其他樹木相依相存，善於從各個角落汲取養分，善於生存在任何地方。武大的學子也是樹，是帶著武大之樹的魂魄走向四面八方的。武大學子的根不管植於何處，總會有一支伸向珞珈山。”《女大學生宿舍》的作者喻杉這樣描繪武大的樹。
　　曾執教於武大的易中天說，武漢大學的自由、寬鬆、民主，是因為這片土地鐘靈毓秀，人傑地靈。“風景好，風水好，風氣好，這麼好的風，熏也要熏出人才來”。
　　的確，武大以美著稱，“珞珈有山，雄峙東湖之南，遙踞大江之陰”。武大校址位於中國最大的城中湖——武漢東湖畔的珞珈山，這是1928年由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所長李四光騎著毛驢，帶著乾糧，從老武昌城一路輾轉至郊外，親自選定的。
　　與勘定校址時極度節儉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李四光一旦決定，便從上海找來了美國建築工程師凱爾斯，斥巨資坐飛機在珞珈山上空勘察地形。凱爾斯設計的校舍宏偉壯麗，沿用至今，武大也成為國內大學中最有建築特色的學校之一。
　　現在的武大校園裡，有800多種不同的植物，春有櫻花，夏有月季，秋有丹桂，冬有蠟梅。櫻園、梅園、桂園、楓園等，被分為不同的學生宿舍區。
　　住在珞珈山的武大學生，經常是被鳥鳴聲叫醒的。人文科學試驗班2010級女生李禕琳經常一早起來，拿著望遠鏡和圖譜四處觀鳥，然後再去上課。不久前，她和武大綠舟環保協會一起編寫了一本《珞珈山鳥類手冊》，收錄了100多種鳥類的資料，記錄下鳥兒飛過的痕跡。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山與樹是不分的。珞珈草木有魂，珞珈山水養人。
　　如今，仍有不少學生會在傍晚在珞珈山散步，這是與學界泰斗偶遇的最佳契機。武大“盛產”百歲老人，據今年年初的統計，80歲以上的老人有1000位左右。
　　珞珈山上有一塊1.5米見方的石頭，上面有一個斗大的“始”字。這是武大校友、泰康人壽保險公司老總陳東升畢業前到這裡刻的。如今，很多滿懷抱負夢想成就的男生，來此石前許願，或想著在其他石頭上再刻個別的什麼字，鼓勵自己，在此起步高開高走。120年，50多萬名畢業生，他們曾在這裡思考人生與社會，感悟珞珈山上的春華秋實，他們的事業也從這裡啟航。
　　武大人津津樂道的，是胡適對一位美國友人說的一番話：“你如果要看中國怎樣進步，可以到武昌，看看珞珈山武漢大學。”120年來，武大培養的一代代棟梁之材，為民族振興和人類進步作出了重大貢獻，也為學校贏得了無可爭辯的榮譽。　　（原標題：武大風骨歷久彌新）